那是1945年3月的一天,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奥地利,正在迅速占领全国。不久前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闻,说德国人
那是1945年3月的一天,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奥地利,正在迅速占领全国。不久前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闻,说德国人要输了,但是我们只能背地里小声谈论这件事。
现在,我们住的这个名叫卡茨多夫的小村子乱成一团。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——你走不走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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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们已经替我及我10岁左右的同学们做了决定。有一辆公共汽车和两名老师在等着我们,可是车上没有家长的座位。我的父亲已经应征入伍,但是母亲不久就赶来安慰我,她对我说她会骑自行车跟在后面,并戴上她的红头巾,这样即使她跟不上汽车,我也会远远地看见她头上的红头巾。
烧煤的汽车启动了,我们随着逃亡的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,路上有轿车、马车、自行车,凡是能载人的车都用上了。当我们到达一座山底下,沿着盘山公路慢慢爬行时,我把身子探出了车窗,想看一看母亲是否跟在后面。逃难的人群好像无边无际,当我们的车到半山腰时,我终于看见了那红头巾,在人群后面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着。从那一刻起,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红头巾。
那天下午,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小村子,准备在一家小旅馆过夜。我们6个女孩住在一件有木床的房间里,我们实在是累坏了,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。可是,母亲在哪里呢?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看见红头巾了,我开始担心起来。
就在这时,妈妈带着红头巾出现了。她坐在床边跟我解释说明天可能会更困难,她可能赶不上我们的汽车了。不过,她对我说不用担心,她会尽快赶上我们的。
第二天早晨,汽车又启程了,可是我却没有看到红头巾。不久,汽车开不动了,老师领着我们坐上了火车。不管火车去什么地方,只要离战争越远越好。在舒尔茨伯格,我们听到了空袭警报,不得不离开火车,跑到附近的一个盐厂里躲了起来。我们挤在一起,盐水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等啊等啊,空袭警报终于解除了。我们还没来得及爬上火车,就听见飞机低空飞行的声音,接着是一阵机关枪扫射。“快趴下,快趴下!”老师们大声喊着,我们马上都趴了下来。
那天晚上,我们来到了保加利亚的一个小村子,又是一家小旅馆接纳了我们。我们住在楼上的一间大屋子里。战争还在继续,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。
不久,5月8日来临了,战争结束了。教堂尖顶上挂了一个白枕套,是投降的象征。我们焦急不安地等着占领军到达。美国人坐着吉普车来了,不过,他们只对德国兵感兴趣,我们这里一个德国兵都没有。
因为我们暂时都没有父母,所以每个女孩都在白天被送到不同的农场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,晚上再回到小旅馆。我被送到了一家小农场,农场里养了不少猪、鸡、鸭和蜜蜂,善良的农场主人和他的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。我白天在农场忙忙碌碌,可是一到晚上,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来,她现在在哪里?是不是还活着?我还能再见到她吗?
有一天,有的家长找到了我们,两个女孩被她们的父母领走了。他们告诉我说苏联红军占领了奥地利,生活情况有些好转。那时条件有限,唯一保持联络的方式就是人们互相传递信息,我们都开始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很快地找到我们。
几个月过去了,生活一切照旧。每天都要喂鸡,看着小鸡在我身边跳跃,争食,我高兴地“咯咯”笑了起来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小鸡替代了我未曾拥有过的玩具。有一天,我正在喂鸡,突然看见从远方来了一个人,我看不出来人是男是女,不过我却盯住了那个方向,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我是不是看见了红色?
我停止了喂鸡,仔仔细细地看过去,会是妈妈吗?那红色越来越清楚,是的,是妈妈,这一次是真的。我扔下鸡食瓢,把鸡吓得四处乱飞。“妈妈,妈妈!”我哭喊着。这时妈妈也看见了我,她也向我跑来。妈妈终于来找我了,在她的头上还戴着红头巾,就像她当初许诺的那样。